全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902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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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民進城產生留守兒童,全世界如此。但是,中國特殊的城鄉(xiāng)二元結構,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深刻復雜。農民工融入之難,造就其家庭分割之劇,這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。

無論是3年前父母一方或同時外出的6100萬,還是民政部等部門最近公布的父母皆外出的902萬,都是巨大的數字。如此眾多的留守兒童在家庭關愛缺失中成長,這是社會之痛。

如果說當年農村父母與孩子分離,是生計所迫,社會和個人都有其正當性,那么在我們成為“中等收入國家”以后,政府財政和家庭財產都已邁過拐點,這個正當性正在削弱。兒童保護權已應超越經濟發(fā)展權。

今年2月,國務院發(fā)布了《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》,首次提出要“從源頭上逐步減少兒童留守現象”,“到2020年,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”。這份高規(guī)格的文件,還明確規(guī)定了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部門職責:由民政部牽頭建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部際聯(lián)席會議制度。

可以預見的是,留守兒童問題正迎來拐點。此時,一方面路徑漸顯,可以回望;另一方面面臨攻堅,急需推力。今年3月起,本報派出多路記者,歷時半年,采寫了這組全景報道。希望給這個世界級現象留下一個記錄,也希望它能有助于國家頂層設計得到有效落實。

曾經的留守兒童蔣能杰,如今留在村子里,和自己兩歲半的兒子在一起。夏天,坐在自己的農家小樓里,蔣能杰告訴中國青年報?中青在線記者,他不會讓孩子離開自己。

蔣能杰是少有的自覺抗爭者。為了不讓更多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轍,大學畢業(yè)后,他成了一位獨立制片人,自費拍攝留守兒童題材紀錄片,工作室就設在農村家里。

蔣能杰的紀錄片已獲過各種大獎,,《村小的孩子》獲鳳凰紀錄片大獎最佳長片獎。影片以幾個留守兒童為線索追蹤拍攝了6年,其間蔣能杰把公益互動做到了極致,但截至拍攝結束,留守孩子們的命運仍未有根本改變。

最新的摸底調查印證了蔣能杰的感覺。中國目前有902萬父母皆外出務工的16周歲以下留守兒童。全國婦聯(lián)2013年的一項研究報告測算,父母有一方或雙方在外務工的留守兒童人數達6100多萬。

英國BBC電視臺在訪問村小孩子的父母后評論,農民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犧牲,包括犧牲孩子的童年,F代化就是一把雙刃劍,以往傷得更多是農村和農民。有觀眾在看完《村小的孩子》后,在影評中寫道:“應該反轉了,救救孩子!

其實受傷的不僅是這些孩子,還有整個社會。上世紀90年代成批出現的留守兒童,迄今已有一代人,有過無父(母)陪伴經歷的人約占同齡人口的五分之一。這個人群中相當比例的人留有心理陰影,是整個社會的隱疾,負面影響正逐漸顯現。

更讓人擔憂的是,留守二代也已出現,這可能形成代際傳遞!霸撜{整的時候不調整,該反哺的時候不反哺,這必將埋下更大后患”,記者采訪的多名專家這樣警告。

蔣能杰記得,有一次做完關于留守兒童的放映活動后,他曾和一個觀眾吵了起來。站起來發(fā)問的觀眾理直氣壯地說:“我該納的稅納了,你這個片子應該放給官員看。”蔣能杰告訴他:“你們不是沒關系的,他們的孩子如果出了問題,也可能影響到你的孩子。”他說著有點激動,“一個不健全的制度下,沒有誰能置之度外!

社會之痛

蔣能杰家的黃色小樓,矗立在村頭。這棟“名聲在外”的小樓,一層是小賣部,二層的一間則是匯集了各方捐贈的圖書室。如今這里成了村里孩子新的聚集中心。

蔣能杰和他的助手是村里少見的青壯年。村子比蔣能杰小時候更空了,這個群山環(huán)繞的湘南村莊原本有1700多人,但其中900多人外出打工,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。現在,村里10個孩子中就有8個是留守兒童。蔣能杰本人也曾是其中一員,他上小學4年級時,媽媽南下打工,10年后,爸爸也去了廣東,當了一名建筑工人。

1984年,蔣能杰出生的前一年,國務院出臺了《關于農民進入集鎮(zhèn)落戶問題的通知》,松開了農民進城務工的口子。第二年,全國外出打工的農民一下子突破了2000萬,比改革開放初期高出10倍。也是在1984年,中國的糧食產量從1978年的3億多噸,增長到了4億多噸,建國以來首次出現糧食過剩的供求波動。

這是實行“大包干”帶來的生產力解放,但也對農業(yè)人口產生擠出效應。許多研究者認為,這是當年出臺進城松動政策的一個大背景。

上世紀90年代初,進城風吹到了蔣能杰所在的湘桂交界的小村。蔣能杰的父親記得,1994年前后,村子出去打工的人開始增多,到1996年,蔣能杰的母親也南下到廣州的一間玩具廠工作。

城鄉(xiāng)收入差距急劇拉大,從1985到2006年,城鄉(xiāng)居民人均年收入比從1.73∶1擴大到3.27∶1。這個差距足以讓農民骨肉分離也再所不惜。

1994年分稅制改革,農民的實際稅費有所加重。同時,農村福利體系隨著人民公社制解體,新的福利制度又未跟上,農民的教育和醫(yī)療負擔也加重。1994年到1996年,農民種地基本不賺錢,有的甚至還倒貼錢。

有一年蔣能杰的母親過年回家,11歲的小兒子吃飯時說:“我8歲沒到你就出去了,我都沒有得到過母愛!薄拔衣犃撕軅,眼淚都要掉下來。我說,我是在外面給你們掙錢啊!笔Y能杰的母親回憶道。

農民向城市遷徙,產生留守兒童,各國如此,“但中國與其他國家最大的差異是戶籍制度”,聯(lián)合國兒童基金會駐華代表RanaFlowers曾對記者說,這讓中國的留守兒童問題變得更加深刻和復雜。

中國的城市戶口附著了住房、醫(yī)療和教育等諸多社會權益,不是城里人就會遇到種種限制,讓你待不住留不下,尤其是孩子入學,成了城市控人的重要手段。因此,分居城鄉(xiāng)成了許多打工家庭的無奈選擇,也由此誕生了無數骨肉分離的痛苦記憶。

問答網站知乎上曾流傳一篇講述留守經歷的萬字長帖,迄今已收獲了3000多個點贊。作者這樣寫道:

每次從城里回來,都要一個星期療傷,我不停地哭,很多次心痛到無法呼吸。默默吃飯的時候也忍不住啜泣,這會招來外公的大發(fā)雷霆,他大概不懂或者是因為無能為力。

有一次我爸媽說要回來看我,從得知消息的那天起,我就坐在院子里望著馬路上的大巴車,當我察覺到大巴車好像速度慢下來的時候,我就屏息凝神,而當它從我面前駛過,我內心又布滿失望,然而,沒走幾步,它好像停了下來,我又重新燃起希望,但是最后卻發(fā)現,下車的并不是父母。這種情緒上的起伏時常折磨著一個不到10歲的孩子。

我記得很小的時候,爸媽回來看我,我晚上總是會摟著媽媽問她,能不能再多待一個太陽升起的時候?她說,只要我把課文背熟,她就會回來。

所以,小時候語文課本里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背得滾瓜爛熟。然而,她并沒有回來很多次。

有一次,我弟弟過生日,那天下著大暴雨,早上上學時外公告訴我,爸媽今天會回來,我記得那天中午最后一節(jié)課是一個小測驗,我拼命做題,提前交了卷,冒著大雨往家里奔,但,當我回去的時候,爸媽已經帶著弟弟剛離開。我追著車子奔跑,邊跑邊哭,這種感受,實在太痛苦了。

誰又不想把孩子帶在身邊呢?實際上,相當數量的進城務工家庭嘗試過讓孩子進城生活,但大多數孩子最終還是返回家鄉(xiāng),成為“回流兒童”。據公益組織歌路營統(tǒng)計,現有寄宿學校中回流兒童已占到22.5%。

“來回拉鋸,其實給孩子帶來的心理傷害更大!睂<覀儗懙,“那是更深的一種痛呀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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